刘诗利的这一波热度，有点猝不及防。
他59岁，河南濮阳县人，曾是农村民办代课教师，后离职在家种地，因收入不佳，经常外出打零工。现在，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在北京劳务市场找活，收入很不稳定，有活干的时候一天两三百元，做的是搬钢筋、打混凝土这样的苦力活。
因为爱读书，他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巧遇了签名售书的陈行甲。陈行甲赠书并拥抱了他。刘诗利满脸褶皱像极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，这增加了反差感。这个桥段被拍成视频后，在网上风传。他也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。
“感动”成了第一关键词。这成了一个“脚踩泥泞依然仰望星空”的温情励志故事，赠书行为也被神圣化为对底层的精神救赎。比较典型的评论是这样的：陈行甲与刘诗利，两个不同轨迹的人相遇，一起过热爱的人生；只要捧起书，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足的阅读者……诸如此类，让人泪目。
也有人试图帮助刘诗利，送他书或试图给些物质帮助，也有人在帮他找工作……这些都很好。但很少有媒体关注在刘诗利背后，一些带有结构性的问题。
爱读书的59岁大叔，要离家数百公里，食住简陋，在建筑工地做重体力劳动养家——而就是这样的工作也常求之不得。
鸡汤容易打动人，因为它契合我们的进化心智，但对一个复杂社会系统进行解释时，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情绪和直觉思考，那样很容易被鸡汤淹没，失去对真问题的洞察。
当刘诗利连建筑工地的活儿都找不到的时候，要骑上两小时自行车，去书店只看不买……除了感动，除了沉迷于捕捉赠书并拥抱的泪目瞬间，除了将其升华为一场浪漫化的双向奔赴，我们不能在思考和言行上有更切实一点的表现吗？
至少我们不应将苦难审美化。
为什么鸡汤多是有毒的？因为它会用虚妄的香气来麻痹现实感知，让“真问题退隐，伪和解登台”。造成苦难的结构性问题还横亘在那里，但媒体已经因刘诗利的存在而欢呼，将系统性创伤美化为“坚韧追梦”。焦点彻底被模糊为个体奋斗的史诗。
鸡汤文化，最擅长将底层挣扎炼成精神圣油。人们热衷于将刘诗利“打零工仍坚持读书”视为美德，却回避了“他辛苦与奋斗一生，为何59岁仍要农忙之余流落他乡求搬钢筋而不得”的诘问。
若非迫于无奈，谁愿让59岁的身躯远离故乡和亲人，投身于朝不保夕的钢筋水泥之间？对苦难者的诗意赞美，既滑向了个人精神胜利，也无形中回避了推动机制性改善苦难的努力。
农村民办代课教师，是一个历史性现象，现在基本已成过去式。除了少量转正者，那些被清退的民办教师，在拿到微薄的补偿后，和广大农民享受着同等的福利待遇。被忽视的系统性欠账，既关乎民办代课教师，也关乎所有的农民。
像刘诗利这样热爱读书的人，如果生于城市富裕家庭，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。即便是在农村，如果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障能够更完备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为生存奔波异乡。
聚焦刘诗利的生存状况，不能只是诗意化他的阅读偏好。不需要揭示他隐而不显的底层轨迹吗？不需要阐明支撑他们“诗意”的真实代价吗？
若只为一本书、一个拥抱、一场“热爱”人生的空喊而感动，这般精神安慰，不过是廉价的情感消遣。它可以满足我们是一个善人的自我想象，但却无助于让这个社会真正趋向公平，并改善刘诗利们的境遇。
真正的尊重不是精英对底层的俯身赠书，而是让每个刘诗利无需因生存过度操劳。当老去的民办教师们不必在工地扛钢筋维生，当农民工能自由购买而非依靠赠书时，他们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自足的阅读者。赠书可以短暂温暖一个人，但唯有制度修补能守护一代人。
• 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）
韩福东
责编 辛省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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