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·布洛赫。
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·布洛赫有一部重要著作，叫《历史学家的技艺》，探讨了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。全书分为五章，讨论了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，强调对历史资料的验证和考证的重要性等，既有对历史学方法的系统总结，也有对历史学本质的深刻反思。这本书只是众多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之一。反观中国，虽然历史著作浩如烟海，但是在整个古代，能称得上史学理论著作的，实在寥若晨星。唐代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算是最有影响的了，但他实在是受了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影响，出于史学家的责任和自觉，才要在史书撰写方面作一番理论的探讨和总结。在《史通》之后，中国的史学理论著作又沉寂了近一千年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如果说中国人在历史撰述上重实践、轻理论，是不算冤枉的。
众所周知，刘知几提出优秀的史家须具备才、学、识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他说：“夫有学无才，犹愚贾操金，不能殖货。有才无学，犹巧匠无楩楠斧斤，弗能成室。善恶必书，使骄君贼臣知惧，此为无可加者。”（《新唐书·刘子玄传》）翻译一下，刘知几认为：“学”侧重指学习勤奋，搜集和掌握大量材料。“才”侧重指文采和运用、组织材料的能力。光有材料（史料）而没有文采和撰述能力，就好比是愚笨的商贾，空有本金，却不能让它生息获利。光有生花妙笔而不掌握材料，就好比是身为巧匠却没有木料和加工工具，不能建成房屋。“识”在这里特指胆识，指敢于秉笔直书，刘知几认为这是最难的。其实“识”还应该包括识见、识断、眼光、境界。如果套用一下马克·布洛赫的书名，可以认为在刘知几看来，才、学、识都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技艺。
刘知几特别看重史家应具备的文字技艺。
现存的《史通》共四十九篇，其中内篇三十六，外篇十三。内篇中的《言语》《浮词》《叙事》《烦省》等篇，都是讲史书的语言问题。《言语》篇强调修辞的重要，《浮词》篇谓史笔要慎用浮词，《叙事》篇则称史书应追求“简而能要”。至于《烦省》以及《载文》《书事》等篇，也讲到文字的繁省问题，不过这几篇是把文字问题与史书的体例等问题合在一起论述。
在《叙事》篇中，刘知几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工；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！”他认为，史书虽然有记言和记事的功能，但应该以记事为主，反对在史书中记载长篇大论，特别是全文照录那些文士的文学作品；即使是记事的部分，也要追求“事增文省”、词约而事丰。他不惜借用《周易》中《彖传》的句式，大呼“简之时义大矣哉”，是他有见于东汉以后史书编撰愈来愈篇幅繁重，充满繁词虚语，故力主史文要简要，在文字上要狠下锻炼的功夫，省字、省句，努力做到只用片言只语，便事无不该，而理亦显明。
刘知几虽然反复申说史文应该简要的道理，但是仍然怕别人听不进去，担心执笔者积习难改，所以在外篇中又专门作了一篇《点烦》，举了《史记》等书中有烦文应去的例子，共十七条，希望通过具体实例的展示，来加深读者的印象，增强说理的效果。《点烦》篇与《史通》其他各篇的体例和做法均不同，其“抄自古史传文有烦者，皆以笔点其上。（原注：其点用朱粉、雌黄并得）凡字经点者，尽宜去之。”如果有文字亏缺需补者、有倒文需乙正者，则“细书侧注于其右”，亦用朱粉、雌黄等，使更醒目。通过这些丹黄的点改，“俾分布得所，弥缝无阙。庶观者易悟，其失自彰”。这是刘知几亲自上手，对他认为前代史书文字繁缛的地方进行点窜删改。
如果这篇朱墨灿然的《点烦》篇能够保存至今，就太珍贵了，足令人大开眼界。可惜受古代书籍传抄和刻印技术的限制，从宋代开始，这些用彩笔批点的文字和痕迹就看不到了。到了近代，先后有历史学家吕思勉和洪业，依据每条史文后刘知几当年留下的线索，如除若干字、加若干字等，尝试复原刘知几删改的原貌。现代学者张振珮撰《史通笺注》（中华书局，2022），在《点烦》篇中把吕思勉的试补以校记符号的形式体现于正文，并加笺注，又把洪业的《史通点烦篇臆补》整体作为附录，两者并存，可以对观。
吕思勉。
《点烦》篇共十八条，除了开篇的小序占一条外，实际共举了十七例，涉及《孔子家语》两条、《史记》十二条、《汉书》一条、唐修新《晋书》一条、《十六国春秋》一条。吕、洪二家所补，可谓各有千秋，如果仔细对照分析的话，实在很有意思。限于篇幅，我们只比较其中的三条。
第一例：
《史通》原文：
《孔子家语》曰：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（编者注：鲁国的公索氏将要祭祀时，祭祀用的牲畜却丢了），孔子闻之曰：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。一年而亡。门人问曰：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，今果如期而亡，夫子何以知然。（原注：除二十四字。其二条）
刘知几认为此段史文繁冗，应该删去24字。吕思勉的“点烦”，比刘知几还激进，删去了34字，他的删改方案是：
《孔子家语》曰：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，孔子闻之曰：不及二年必亡矣。一年而亡。门人问。
吕氏的方案，不仅把门人复述事实的文字删去，连门人发问的“夫子何以知然”也删去。这可能是受了宋代理学家语录体的影响，追求简洁而有些过了头。吕氏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又加按语道：“原除二十四字，盖留‘公索氏’及‘曰’、‘夫子何以知然’十字。”我们再看洪业的删改方案，其实和吕氏的另一方案（即删除二十四字的方案）相同。文字如下：
《孔子家语》曰：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，孔子闻之曰：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。一年而亡。门人问曰：夫子何以知然。
从这一例来看，洪业的方案尊重刘知几原意，严丝合缝，而吕思勉的方案则难免删改过勇之嫌，但其另一方案实与洪氏相同，可谓异曲而同工。
第二例：
《史通》原文：
《家语》曰：晋将伐宋，使觇之（编者注：先派人刺探情况）。宋阳门之介夫死（编者注：阳门，宋国的城门名。介夫，披甲的卫士），司城（编者注：即司空，宋国的执政官）子罕哭之哀。觇者反，言于晋侯曰：宋阳门之介夫死，而司城子罕哭之哀，民咸悦矣。宋殆未可伐也。（原注：除二十一字，移三字。其三条。）
原注“移三字”的“移”，卢文弨《史通拾补》及孙毓修《史通札记》均校改为“加”。吕思勉的删改方案是：
《家语》曰：晋将伐宋，使觇之。宋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哭之哀，觇者反曰：民咸悦，宋殆未可伐也。
洪业的删改方案是：
《家语》曰：晋将伐宋，使觇之。反言曰：阳门之介夫死，而[司城]子罕哭之哀，民咸悦[矣]，宋未可伐也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史通》旧无善本，虽然自明代中期以来不断有学者作校订和评释，但仍留有较多缺憾。吕氏和洪氏所据的版本，本身也有差异。比如洪氏表示为欲补加的“司城”和“矣”字，吕氏所据之本则“司城”二字并不缺，而“矣”字乃其欲点去者。又如吕氏实际点去者为二十字，不是二十一字，这可能也是版本有异，或计数时有小的出入。这些地方暂且放下不论。吕氏和洪氏二家方案最大的不同，是“宋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哭之哀”二句，吕氏把它作为事实陈述，先出现在前面，后文省略；而洪氏把它作为觇者返回后的报告内容，前面不出现，后文才出现。比较起来，似乎洪氏的方案语意更连贯，词气更通顺，也与事理比较吻合。因为只有经过情报侦查，才能得知“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哭之哀”的事实，从行文的先后次序来说，把它放在觇者报告的内容里更合情理，也更加生动。且此二句与下文“民咸悦矣”相接，可谓一气呵成。
第三例：
《史通》原文：
《十六国春秋》曰：郭瑀有女始笄，妙选良偶，有心于刘昞。遂别设一席于座前，谓诸弟子曰：吾有一女，年向成长。欲觅一快女婿。谁坐此席者，吾当婚焉。昞遂奋衣来坐，神志湛然，曰：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，昞其人也。（原注：除二十二字。其十八条。）
吕思勉的删改方案是：
《十六国春秋》曰：郭瑀有女始笄，选偶，有心于刘昞。遂别设一席于座前，谓诸弟子曰：吾欲觅一快女婿。谁坐此席者。昞遂奋衣来坐，神志湛然，曰：昞其人也。
洪业的删改方案是：
《十六国春秋》曰：郭瑀有女始笄，妙选良偶，有心于刘昞。遂别设一席于座前，谓诸弟子曰：欲觅一快女婿。谁坐此席者，吾当婚焉。昞遂奋衣来坐，神志湛然。
吕氏和洪氏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点去了“有一女，年向成长”七字，以及“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”九字。因为既然是欲择婿，到了始笄选偶的年龄，则“有一女，年向成长”二句自可删去。而“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”九字，显然为重复前言，亦应删去。至于其他删改之处，则吕氏、洪氏各有千秋。吕氏保留了“昞其人也”，不仅展示了刘昞的自信，而且保留了对话体，比较有画面感，也很生动。洪氏至“奋衣来坐，神志湛然”即结束，可称豹尾，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，而且有一点儿《世说新语》的味道。有趣的是，二人均点去22字，却意境有别，各擅胜场，前辈史家的文字功夫实在令人赞叹，值得细细品味。不知刘知几复起，会赞许吕氏和洪氏中的哪个？
洪业。
历史学家的文字技艺，严格说来并不能单列，它其实应该归入刘知几所说的才、学、识三项功夫中的“才”，是优秀史家必备的才能之一。对于文字技艺，刘知几十分看重，但主张文史分开，文是文，史是史，如果让文艺之士载笔撰述，容易堆砌词藻，浮华失实，而史书之撰写贵在能存真求实，文笔应尽量简要。他的史学主张对后世的修史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，最直接的例证，是北宋欧阳修和宋祁修撰的《新唐书》。
张继海
责编 刘小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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