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新福：深潜苗疆撰史记

0次浏览发布时间：2025-06-16 08:26:00

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廖慧文黄煌通讯员王晨羽

人物档案

伍新福，1935年出生。曾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大学，历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，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、湖南省社科联委员以及湖南省历史学会、省苗学学会会长。主攻中国民族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，特别是在中国苗族历史文化和湖南古代史、文化史领域，做了许多开拓性研究。先后撰写出版的学术专著有《苗族史》《苗族历史探考》《中国苗族通史》（上、下册及增修本）《苗族史研究》《苗族文化史》《论评与考辨》《湖南通史·古代卷》《湖南通鉴·古代》《湖南省民族志·苗族篇》《湖南民族关系史》《湖南文化史》等10多部。

罗洋山说是山，只算得上浅丘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在高处。仲夏的早晨尚有凉风，我们踏着满地的樟影，往高处去。

著名苗族史专家伍新福在家中等我们。今年暮春，他出了新书《大湘西稽古录》，利用多年收集、发现的材料，首次将大湘西和古“五溪”地区作为整体，全面系统梳理和考察其历史文化发展。

这是一个朴素的三居室，家具和装潢都上了“年纪”，窗外勃发的绿意映进屋子。今年90岁的伍新福坐在沙发上，瘦长脸、莹白短发，声音洪亮、思路清晰。

他才从家乡湘西凤凰归来。这一趟去，有“出”有“入”——从事史学研究工作60余载，由他个人撰写和编纂、校点的著作，千万字以上，他向地方赠送了30部共44册史学著作。此行他又一次去寻访明代的苗族边墙，扶杖勉力登上山岗，依旧寻觅无果。但下坡时，却意外地得知了附近有个地方名为“边墙坡”。这真让他喜出望外：“明代的边墙是土筑的，不厚，只有几尺高，日晒雨淋很容易消失，但是地名留下来了，说明这个地方曾经是有边墙的。”他爽朗地笑着，眼眸明亮，“新发现！”

从青年到暮年，他是真正的“学术长跑健将”，寻觅、记录、研究，他的学术早已与人生血肉相连。

从苗疆走来

每每经过凤凰的沱江大桥，伍新福总会往南华山方向望。那里是父亲长眠之所，墓地已被葱茏的森林笼盖了。再打望一阵，他又隐约可以看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忍不住感慨，“大变样了呀。”

1935年农历九月，伍新福出生在凤凰城郊的一个普通苗族家庭，父母给他取名“久福”。父亲少时“吃粮”当兵，后进城做面粉摊贩，母亲出身菜农之家。未满6岁，久福进入小学启蒙读书。读二年级时，母亲去世。得一位亲姑母，即同乡沈从文在《湘行散记》中记述的那位“同宗兄弟”、死于土匪乱刀之下的沈万林的遗孀，以及一位叔父等多方的帮衬，久福完成小学学业，升入凤凰县立中学。初二，因家境贫寒而转入免交“俸米”的县立乡村简易师范。每逢寒暑假，他还要入一位老秀才的私塾学四书五经，因此打下旧学的底子。

1948年秋，父亲心脏病发猝逝。13岁的孤儿久福只能辍学，得姑母介绍，当上了电话线路检修学徒。当时政局混乱、湘西土匪蜂起，他又辞工务农，开荒种地兼做脚夫挑运。

1951年，久福在城内收粪时，看到了新中国招考小学老师的公告，他决意报考。有感于新中国的成立和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向往，改名“新福”。当年8月，他通过考试重回课堂，参加“短期师资培训班”，翌年被分配至鸦拉营（今凤凰县阿拉镇）苗族地区担任小学教师。一年后，又经选拔入湘西第一民族师范（原省立九师）学习。1956年，伍新福以优异成绩毕业，考入湖南师范学院（今湖南师范大学）历史系，从此与史学结缘。

毕业后，伍新福在历史系任助教，师从林增平教授，进修中国近代史；后又改修世界古代史，担任谢德风教授助手。1976年10月，伍新福调入湘潭大学。

“到了湘大后，我先与当时研究经济学的尹世杰、研究哲学的沧南等人合作，一起创办了政治系。后来政治系分成了经济、哲学、历史三个系，我负责筹办历史系。”他回忆，为筹建历史系，从引进师资，到设置课程，再到规划学科发展甚至课表安排，伍新福都是亲自过问、设计，并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但他的兴趣一直在研究和写作上。“在湘大要教书，还要做系主任，这个系又是新办起来的，事务繁杂，分散了很多精力。我想摆脱这些行政事务的纷扰，有更多时间集中精力做学问。”5年后，伍新福离开了湘潭大学，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。“工作重心是做研究，非常适合我。”

吉首市矮寨大峡谷，苗族“四月八”祭祖仪式现场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郭立亮摄

将青山踏遍

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，大部分皆在交通、物产、经济活动情形下面，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，这一个地方，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。”近百年前，年轻的沈从文提起笔来，写下自己“古怪”的家乡。这“古怪”，和凤凰深处多民族地区有着密切关系。

“古怪”，也是伍新福隐隐的感受。小时候，周围苗族武装来攻打凤凰城，给伍新福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我也是苗族人，当时很多现象，我都不理解。”沈从文记载的那些“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”、山岭蜿蜒各处的高耸碉堡，有种森严、威慑的气息，令年幼的他心生畏惧。“我们苗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？它的起源、历史发展、苗汉关系是什么样的？我想着怎么把它弄清楚才好。”到省社科院后，伍新福决定以苗族历史为主攻方向。

数千年来，苗族先民不断迁徙，从北方到南方，从东部到西部，由平原到山区，由集中到分散，“筚路蓝缕，以处草莽”，没有自己的文字。做苗族史，要查阅大量汉文献，但相关记载也很有限，需要依靠大量的田野调查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伍新福跑遍了全国几个省的苗族地区。

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，当时的交通环境很不便利。一次，伍新福和妻子在贵州的乌蒙山区坐班车时，一辆拖拉机差点把他们的车撞下数百丈深的悬崖。在高山深谷中行村走寨，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，他常借住在村民家中，苗寨里的村民极热情。“他们没有什么吃的，养了鸡，就把鸡蛋都给我们拿过来煮了吃。”老人们唱起迁徙的古歌，讲述流传下来的故事，演示祭祀的仪式，伍新福一点点收集着口述资料、民族学资料、民俗学资料，捡起一块又一块“拼图”，逐渐把握整个苗族的状况。

“梳理分析综合了这些材料后，我也胸有成竹了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作出了一些科学结论，建立了一个系统和体系。”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伍新福与贵州苗族学者龙伯亚合作，按通史体例撰写《苗族史》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。1999年2月，伍新福撰写的《中国苗族通史》（上、下册）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苗族内部社会形态的发展嬗变为主线，系统、全面地论述和阐明了苗族自远古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史实和发展特点。时间纵贯古今，地域横跨东西南北，包括全国所有的苗族分布区，苗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论述和阐明，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，成为了解苗族千年文化的必读书目。

退休后，他依然常偕老伴周老师一起田野调查。老伴协助记录，俨然也成了半个史学专家。老伴笑称，“他没什么别的爱好”，“除了写文章、做研究，就只写写大字。”

入历史深处

在篝火边，在堂屋里，在高山与田野旁，那些掩埋在族群记忆里的故事，被苗族老人们讲述或歌唱。

历史是丰富而复杂的，可人的记忆不太可靠——个人记忆不仅有选择性，而且还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。集体记忆一般是根据历史事实而产生的，但有时候所依据的事情不完全真实。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，也往往会为历史“添油加醋”。

如何分辨、如何取信？伍新福举例，他曾采集到一首古歌，歌词中出现了“朗州”。朗州（今常德）在唐宋时期才出现，若古歌提及朗州，则其形成时间必在唐宋之后。类似的，通过地名人名的时代属性，历史学者可梳理历史脉络，作为断代依据。还有一次，古歌中提到上古时期的先民“种棉花”，而棉花是在宋末元初才大量传入中国内地种植。“踏踏实实大量搜集和查阅资料、研习资料，与物质史、通史相结合，相甄别。”

常有一种古老的召唤，澎湃起他苗人的血液，邀约他进入遥远的历史深处。从苗族普遍的龙图腾崇拜、多地史诗中对于大洪水的描述中，他论证，这是苗族先民曾生活在东部平原地区的水乡记忆。在云南文山，跳花场时悬挂蚩尤旗，明确将蚩尤视为祖先。在四川南部地区和云南东南地区的“还泰山”祭祀中，藏着苗族先民在山东泰山地区的经历——祷词中提及蚩尤与黄帝、炎帝的冲突，蚩尤因争夺“龙心”战败后南迁。而在湘西和贵州的苗族地区，多地的传说都将蚩尤奉为始祖，习俗与古歌内容相互印证……地理相隔千里，祖先的故事却代代相传。伍新福撰文，首次论证蚩尤为苗族先祖，并且也是汉族最初的渊源和人文始祖之一。

在各类典籍、方志、各民族文学作品、口碑资料、社会历史调查研究资料中，伍新福钩沉发微，提出许多新的学术观点。如楚人与苗族系“同源异支”，建立楚国的楚民族与苗族的先民均源于“三苗”和“荆蛮”；苗族历史上经历了五次大迁徙，对苗族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；有关“生苗”“熟苗”历史形成的探讨与科学阐明……那群不断跋山涉水，走入蛮风瘴雨、深厚历史帷幕后的先民，渐渐有了轮廓。

近些年来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与出土文献的涌现，古代史成为热点。总有人好做惊人之语，甚至将苗族历史上推至旧石器时代。他反对一些人出于民族感情而将民族历史拉长、拔高，他坚持以实证著史，用史料互证等方式重构历史事实，再从理论的高度分析、研究，提出自己的观点、看法，他直言不讳：“那时哪有苗族呢？要有确凿的证据，必须实事求是，是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。”

入田野、坐书斋，伍新福似恍然不知“老之已至”。近十几年来，他主持和参与了《湖南通史》增订，参与了《湖南经济通史》和《湖湘文化述要》撰写，修订了《湖南民族关系史》，整理和校点了一批古籍，还编纂了260万字的《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》。

抚摸着新书《大湘西稽古录》的封皮，他说：“这是将我所有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所得贡献出来，为学科发展，为民族文化传承再作一点贡献。”说起学生、后辈们积极为他张罗的新书发布会，他很欣慰：“也给我学术生涯画个句号。”但提起一批还未整理的古籍，他又觉时间紧迫。近年来，考古学、人种志学、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与民族史学研究相结合，他很关注、很期待。

“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，

古时苗众住在水乡边的地方；

打从人间出现的魔鬼，

苗众不得安居；

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，

受难的苗众要从水乡迁去……”

摊开伍新福手绘的苗族迁徙地图，我们读起湘西苗族流传的古歌《部族变迁》，一种鸿蒙苍茫的气息飘荡开来，窗外草木摇动。这是先民传来的歌谣，文明的脉络不绝如缕，化为文字，落入史籍。“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弄清的事情。比如，民族的源流、苗族这样频繁迁徙的原因，都要进一步研究。”“要沉下心，走入田野”，他对后辈学人的殷殷嘱咐，一如他的目光，剔透，明亮。